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下，影响力至关重要。如何与外界互通信息，以及推动公益组织及其理念的认知，是绝大多数NGO的基本任务。首先，NGO亟需获得充分信息，以做出各种决策；传扬有益于公众的声音是NGO的一种宗旨；与此同时，公益组织也日渐暴露在公众视野里，接受审视、监督，当然也有误解。从本期开始，益媒网将集中探讨“NGO形象管理与推广”及相关问题。

今年1月12日，某著名时尚杂志在京举办“品位成功领袖会”颁奖典礼。在活动现场，主办方颁发“2008年度品位成功双重领袖”大奖，中国首善陈光标因对于慈善事业的突出贡献获得该奖项，瓷娃娃关怀协会（以下简称“瓷娃娃”）负责人王奕鸥受邀作为嘉宾为其颁奖。对于一个成立仅一年多的公益组织而言，它的负责人能受到如此“礼遇”，在行内实属少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瓷娃娃”的影响力。

那么，“瓷娃娃”如何在短期内获得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呢？为此，益媒网专访其发起人兼项目主管黄如方先生，就相关问题展开交流。他认为，NGO本身是一件“易碎”的公共产品，每个NGO都有自己的“形象”，它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好跟公众、政府、伙伴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人力和财务方面的管理问题常是NGO组织的致命痼疾。

面对公众：行动是最有力的语言

黄如方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很忙：上星期在天津举办“瓷娃娃画展”，总结和后续还没有出来；所有的活动信息都要发布在网站和合作媒体上，全国各地的志愿者都在待命；咨询电话不时地打进来，病人家属会询问各式各样的问题……从先前的“玻璃之城”网站开始，黄如方和他的伙伴们一直很重视信息的高效传播与共享。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瓷娃娃”协会在患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群体之外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或者说整个脆骨病群体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我们所关注的不是NGO界的热点，包括基金会。我们要获得帮助，第一步就是要被公众知道。”鉴于此，“瓷娃娃”尝试多种形式呼吁各界的关注。

“瓷娃娃没有刻意进行所谓的‘宣传’，而主要靠活动来推广，每个月一两次，有时候会更多”。具体表现为：以活动为由头，由事件体现理念，充分运用新媒体。首先，最大限度挖掘互联网的功能，不但推出结构完善、功能清晰的协会网站，还在豆瓣等网站发布活动信息，“不管来与不来，都要让他们知道有这回事儿，也可能会吸引媒体关注和报道。每次活动结束后，都会有总结和跟进，让信息积累和滚动。”

据介绍，“瓷娃娃”主办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它们各自承载一定的传播功能：杂志，采访写作均由协会负责人主持，志愿者进行参与和支持，主要宣传有关治疗、法律知识，并对病患及其家属进行心理辅导。宣讲，在高校和社区举办各种形式的宣讲活动，促进普通民众的认知；邀请该领域专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其后的执行工作大部分由志愿者完成。画展，主要起宣传作用，要让外界了解脆骨病，画展也是一个重要平台。服务，由志愿者为患病儿童进行学习指导或艺能培训，此外还给北京地区的病人递送牛奶。

“瓷娃娃”的哲学是：公益组织应该是典型的行动派，它们的宣传和推广也应建立在行动上，不能太急功近利或太“硬性”。“我觉得大多数NGO的情形都是这样，不可能由专门的人来做推广，因为条件不允许，我们要做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情。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充分顾及公众的接受程度和方式。以捐款为例，我们首先要打动他，你要告诉他患病的孩子们的故事，以及我们所做的工作……我知道如果拿着捐款箱在大型超市门口或人流集中的地方挨个募捐，可能会获得更多捐款，但我们不愿这样‘强迫’。我们会以画展、展卖的形式去影响他们的情感，捐款其实是次要和下一步的事情。”。

伙伴关系：一种宽泛的“志愿者”定义

“我从零三年开始在大学做公益方面的事情，我的公益生涯是从志愿者开始的。因此，我知道志愿者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对于志愿者管理，黄如方有很多体会。目前，协会在全国各地共有超过150名志愿者，主要由在校大学生和上班族构成，比例各占一半。协会针对所有的志愿者按其特长和意愿进行分组，具体为：翻译组、电影沙龙组、期刊组、宣讲团、设计组、调研组、网络组、天津病人服务组。

“志愿者不一定是来帮我们，非要来抬桌子搬椅子，他是来参与，我希望他们来能够获得一些东西，比如获得知识和与人坦诚交往的快乐。”黄如方认为，“人们对志愿者的概念可能有误解，退一步说，我觉得至少应该扩大它的范畴。比如，星期八电影放映活动是完全由志愿者运作的，我也不希望大家看电影时坐成一排，像开会那样，而是要看看电影聊聊天，还可以喝茶喝咖啡。对于这些参与者，我认为他们也可以被看做志愿者，因为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家人、朋友讲瓷娃娃的事情。”

这种平等、互利理念也适用于NGO之间的合作。在所有活动中，协会尽力动员各参与方的力量，让他们主动起来，成为向外辐射的节点。在流程设置方面考虑各方需求，共同分享成果。

影响政府：我们的声音很小，所以不能停

“在中国很少人研究脆骨病，因为医生治这种病不赚钱。”黄如方坦言，“瓷娃娃”不仅是一个服务组织，还要充当“资源整合者”的角色，进行一些游说工作。庆幸的是，经过各方的努力，已有学者、医生、爱心人士开始关注和研究这类问题。

今年2月底3月初，瓷娃娃关怀协会会同该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人大代表进行提案。为了形成完善成熟的议案，协会专门召开法律研讨会，将整个罕见病群体作为关注对象，以寻求国家的立法支持。

“目前，案子已经进入立法委的议程，但摆在什么位置不知道。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也不是一两年能达成的。就像做广告一样，你不知道你在哪一天做的广告最有效，所以我们要不断去推动。说不定哪一天这个事情就成功了。”黄如方说，他已经做好了长期的准备，此活动也在网络上获得700多人签名支持。

“我们终极的目标就是推动政策的制定，来保障罕见病人群体的权益。中国应该约有十万脆骨病患者，但以这个数量去推动立法是很难的。因此，我们推‘罕见病’这个范围，它的规模在中国超过百万。欧洲和美国已经有相关罕见病的立法，以及药物和治疗支持。这说明事情本身还有成功的希望。很多草根组织都想最终影响政策，但这是很艰难的事情。我们只有耐心等待。同时，虽然我们的声音很小，但我们不要停歇，要以时间的积累来达到量变和质变。”

组织管理：NGO需严防两大致命顽疾

近日，NGO丑闻时见报端，成为圈内热门话题，也给公众留下了负面印象。“先不管NGO危机公关能力如何，因为它们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细究起来，问题大部分都出在财务上，比如挪用善款。媒体都报道了，这些事情不会是空穴来风。如果不公开透明，外界的猜疑是有道理的。”黄如方认为，“国内的NGO懂做事情，但不太懂管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人力资源。突出表现为不民主、家长制等等。第二是财务管理，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要财务公开。”

此外，从业者特别是负责人要有一个基本认知，那就是“机构是公共产品，天然具有非排他性。哪一天我离开了，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并且要继续成长和履行使命。……NGO其实很脆弱，内部外部稍有不慎就要受伤。要豁达还要谨慎，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黄如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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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骨不全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 OI)是以骨脆弱和骨畸形为临床特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缺陷的结缔组织病，又称脆骨症，具有遗传性，民间形象地称呼该人群为“瓷娃娃”。全人类各种族内男女均有发病，总发病率约为1/10000―1/15000，全球估计共有500万名OI患者，目前中国没有任何研究数据，按照以上的比例，估计目前应该有10万人左右。

在近几年中国各地媒体的报道中频繁出现此病人的相关报道，并引起一些人的关注，但是社会的关注并没有改变该群体的生活状况。目前，政府和民间机构都还没有对这一人群提供基本的援助。大部分成骨不全症患者的家庭生活极其困苦，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政府缺乏对该疾病的政策支持，社会救助欠缺，药品依赖进口以及国产药品副作用大，教育歧视和排斥现象非常严重，患者在治疗、教育、就业和关怀方面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中国瓷娃娃关怀协会是一个为成骨不全症（脆骨病）病人提供社会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创立于07年5月，致力于支持病人及家庭在教育、医疗、关怀、就业等方面的需求，并促进社会和公众对于成骨不全患者的了解和尊重，维护该群体的平等权益，建立成骨不全等罕见疾病群体获得尊重、平等的社会环境。

附：中国瓷娃娃关怀协会联系方式
电话：010-63458713
E-mail:chinadollscn@gmail.com
网站：www.chinadolls.org.cn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马连道10号院世纪茶贸中心A座2单元0927室（100055）
瓷娃娃Blog: http://blog.sina.com.cn/chinadollscn

“每天约有3万个装着文具和生活用品、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包裹通过邮政系统，传递到地震灾区中小学生的手中。这些包裹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公开招标后达成合作的厂家进行定制，不同年级的捐助对象包裹配置不同。”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负责人陈红涛介绍，“它是大众公益时代到来的根本性标志。在国外，成熟的公益市场应该是80%以上由个人捐赠。”

爱心包裹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诸多全民公益行动项目的典型代表。它依托中国邮政网点在全国开通3.6万多个捐赠站，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只需要通过邮政网点捐购爱心包裹(统一的善品和捐赠标准，100元/个)并选择捐助对象，就可以一对一地将自己的爱心送给需要帮助的人。爱心包裹项目具有三点优势：第一，捐款去向透明。通过一对一的捐助模式，捐赠人在捐款后获得受益人信息，且受益人收到爱心包裹后会给捐赠人寄发回音卡，两者可以进行互动；第二，容易参与，慈善行动可以是举手之劳。在全国三万六千个邮政网点均可办理捐购，还可以进行网上捐购；第三，参与门槛较低。爱心包裹捐购标准一般为每个100元，企业也可以大量捐购。此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能解决现实问题，为5.12汶川大地震灾区孩子送去社会各界一份关爱，还能为建设人人可公益的“现代化公益管理服务平台”积累经验。

“现代化公益管理服务平台”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为帮助每个人实现公益心愿正在建设和完善的平台，平台建成后，它将在公益领域，特别是全民公益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是一个信任系统、爱心记录系统和志愿服务记录系统。这一举措并非偶然，它是当前中国大陆公益慈善形势，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机构性质、多年来发展积累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对未来发展定位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汶川地震与慈善动员

2008年被称为中国慈善元年。在抗击汶川震灾的前前后后，社会各界共同开展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捐赠行动，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一起谱写了一曲全民公益的壮歌。

据统计，2008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高达1070亿元，较往年上涨了四至五倍，公众人均捐赠额由2007年的2.5元飙升到34.66元，增长了14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公众捐赠总额超过企业捐赠总额，已占到54%。

2008年，自然灾害点燃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善心和社会责任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新时代雷锋精神。“我们去做志愿者，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强大，而是因为我们脆弱，我们需要彼此帮助”，著名学者于丹如是解读。客观上，它也打破了“慈善是少数富人的事”、“慈善是不食烟火的圣人义举”的常规思维。

2008年12月5日，在中华慈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希望各级各类慈善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传播慈善文化，不断创新募捐方式，切实管好用好善款，以良好形象取信公众、取信社会。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分管扶贫、民政等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中华慈善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提出了更具体的实践要求：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既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要努力吸收现代慈善理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宣传现代慈善理念、慈善意识和慈善价值，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良好氛围。要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和慈善项目，把慈善事业发展列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行业创建的重要内容，推动慈善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基层，广泛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员更多的人、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要大力弘扬“人人可慈善”的理念，大力表彰在慈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企业和团体，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以先进典型影响、教育群众，让慈善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持续、深入发展。

2008年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机遇年，也是挑战年。在这一年里，由于社会捐赠热情在短时间内大爆发，而许多公益组织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所以诸多问题考验着公益慈善组织：捐款使用去向及透明度如何？如何提高捐款的便捷性和效率？如何最大限度降低参与公益事业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当社会捐赠热情大爆发后，尤其是公众捐赠热情在瞬间因自然灾害被激发之后，公益组织如何通过对捐赠渠道建设、善款管理、善款使用、项目执行效果等方面的自我完善和创新，让社会各界的爱心和热情继续，让参与和支持公益成为日常生活习惯。

二、公益进入“2.0时代”

多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致力于全民公益探索，组织观摩考察团到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学习成熟、先进的公众筹资、推广模式等，探索走国际化、筹资型基金会道路。近几年来，尤其是2008年年初南方冰冻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出席中华慈善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以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加快了推动全民公益时代来临的步伐。中国扶贫基金会结合成立20周年以来的专业积累和目前国内公益现状，在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充分借助通讯、银行、网络等现代科技，成功开发出“银行月捐”、“短信捐”和“网上娟”等方便快捷的现代化捐款渠道，与“银行转帐”、“邮局汇款”和“现场捐款”等传统捐赠渠道一起构成立体爱心捐赠平台，并于2009年4月1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表彰大会上隆重启动“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会见出席“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表彰大会暨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参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贾庆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要进一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继承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人人可公益”的现代公益理念，努力营造捐赠光荣、奉献可敬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金融工具和网络，积极搭建现代化的公益管理服务平台，使捐赠者既有方便、快捷的捐赠渠道，又能随时查询捐款去向，了解善款用途，还能利用自身专长参与和监督项目实施，获得参与扶贫公益事业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出席“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启动仪式。

“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的核心内容是基金创建人、10699999窗口服务平台及由全民公益心愿超市、方便快捷的捐款渠道、体现科学公益理念和专业化的项目实施平台、现代化的财务管理系统—、定期精准的反馈服务平台、欢乐大家庭组成的现代化公益管理服务平台，旨在为每个人实现公益心愿搭建并提供服务平台，开发和汇聚人类乐善好施的美德，让善的源泉汩汩流出。

我们知道，计算机经历了WINDOWS98、2000、XP等，互联网经历了Web1.0 到Web2.0，Web2.0 人类进入了全新网络时代。“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是公益事业的“2.0”，它也将引领公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的特点是主动性和可持续性，它提倡挖掘每个人内心善的源泉，在扶贫的过程中不仅给贫困人群带来美好生活，还能收获一颗颗和谐的内心和一个个高尚的灵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遵遁善心、播善扶贫、修练自身、成就他人”的使命指引下，致力于与社会各界一起开发和汇聚全人类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为每个人实现公益心愿提供现代化公益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全民公益，共享欢乐人生。

“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启动后，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了系列实践和探索，发起“5.12全民公益行动倡议”、开展“扶贫中国行全民公益心愿调查活动”、推出“爱心包裹项目”等等，中国扶贫基金会努力整合各种资源建立平台，同社会各界一起充分发掘和汇聚公众慈善力量，推动公益行为常态化、系统化。

三、公益需要“统一战线”

公益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要让公益做得更好、走得更远，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和公众，也包括受益人都需要共同努力，采取积极的行 动。换句话说，就是公益事业也需要“统一战线”。当共同的目标确定后，无论我们处在什么位置，都应该积极推动公益事业往已定方向前进，尤其是公益组织更需 要主动与业务主管部门、捐赠人和媒体等方面进行积极沟通，最大限度争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如果说2008年前公益事业带有精英色彩，那么2008后，尤其是随着“扶贫中国行10699999全民公益行动”的启动和实践，大众公益时代即将到来。近年来，李连杰建立“壹基金”，李宇春建立““玉米爱心基金”，李亚鹏、王菲建立“嫣然天使基金”，以及杨澜建立“阳光文化基金”，它们都充分发挥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将公益与娱乐有机结合，达到了效率最大化。同时，作为积极探索的运营主体，很多企业也在进行积极探索，如：消费者购买一份产品，企业就向慈善机构捐出若干善款等。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近年来的多次突发自然灾害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也在公益政策、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积累。中国公益事业在历经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之后，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公益事业的今天，在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正在积极探索公益现代化、电子化、网络化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身作则“统一战线”为公益慈善事业做贡献的美好时刻，我们有理由坚信“全民公益”时代不再遥远。

能成为奥运志愿者是一种幸运和幸福，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爱心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仅从这一点讲，当奥运志愿者和在寸草春晖参与老年人服务的志愿者感受是相似 的，与老年人交流中能获得被期盼被依赖的感觉，既做了对社会有助力的事，也满足了我们自身的精神需求。并且这种经历对大家的成长也是有益的。

这是一篇迟到的采访稿件，由于我的失职，它未能第一时间出现在npomedia上，希望被采访人北京市寸草春晖老年心理服务中心的杨萍老师以及读者朋友们谅解。

2008年秋。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我都难以说服自己相信一个事实，奥运竟就那么倏忽而过了。对人们来说，它来时的步伐如此从容，走的时候却绚丽而短暂，正如文化名人于丹先生表达的那样，北京奥运会的结束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些许的不舍和不忍。

我对北京市寸草春晖老年心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杨萍大姐的采访就是在残奥会结束后的某一天进行的。

作为人流量巨大的熊猫环岛信息岗亭站长，这段时间，杨萍几乎每天都要花十小时以上在户外巡视。连日的暴晒让杨萍和她的“伙伴”们大都变得皮肤黝黑，然而这个小小的困扰却也成了大家为之骄傲的岗亭志愿者的标志性符号。

起初，我对熊猫环岛站的人员配置很好奇，不清楚寸草春晖这样一个以老年人为对象的NPO机构何以担当起了为奥运会提供信息服务的任务。对此，杨萍解释说，作为民政局注册并有政府购买案例的公益组织，寸草春晖和朝阳区团委的长期合作关系让政府放心地把这个位于城铁10号线、8号线交叉枢纽的大站交给了他们管理。

寸草春晖为此不但动用了全体内部人员，更召集了原本登记在册的137名志愿者加上北京市80中学学生共400名左右的志愿者参与其中。相对于保守估计也有三四十万人次的奥运期间日客流量，看似如此庞大的志愿者队伍还是显得杯水车薪。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奥运会、残奥期间信息岗亭没有任何纰漏，按杨萍的话说，还算圆满。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和杨萍的话题从奥运会任务的整体概况过渡到了志愿者个人经历等细部。

杨萍说，背负这样的任务，每天从清晨六、七点忙到晚上七、八点钟，甚至常常是午夜，身体上不感到疲乏是不可能的，但是精神上的愉悦和成就感抵消了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看到求助者得到满意的答案，看着城铁出口秩序井然，“我们真正感到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台湾公益人许永河曾在2003年所写的《你是快乐义工吗？》一文中尖锐指出义工的潜意识里必定存在的动机：“……他们或许真的不求有形的物质或金钱的报酬，但潜意识中仍然渴求精神面的无形报酬，也就是藉由义工工作来证明自己是有用的、是被需要的，由付出中肯定自己生命的存在，也藉此获得归属感。”

对于这种观点，杨萍也毫不讳言的表示赞同，“很多‘伙伴’会认为，能成为奥运志愿者是一种幸运和幸福，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爱心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仅从这一点讲，当奥运志愿者和在寸草春晖参与老年人服务的志愿者感受是相似的，与老年人交流中能获得被期盼被依赖的感觉，既做了对社会有助力的事，也满足了我们自身的精神需求。并且这种经历对大家的成长也是有益的。”

被问及这次实践会对志愿者管理经验的总结有什么特殊意义，杨萍很释然，“对于我们专职NPO的管理层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我们以前也在用同样的平常心做同样的事，履行好自己对社会的承诺，这一点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反倒是整个社会经过这次洗礼，对志愿者有了全新认识，我很开心。”

在言谈中，“伙伴”这个词频繁出现在杨萍的表述中。以“伙伴”相称，在公益领域虽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但杨萍希望通过这个称谓上的细节让大家明白，寸草春晖是所有全职和兼职志愿者的，不是她杨萍一个人、或者是一小部分人的。当所有人都以主人的身份出现，NPO组织中的隶属关系就被完全弱化掉了，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能得到更多的肯定，每个人的闪光点也才会被最大限度的发掘出来，并且这个亲切的称呼也让大家放松下来，把志愿工作当成一种休闲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任务。

采访将要结束时，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10号线出口处为什么要安排志愿者手牵手排成一排站立，而不是用警备线直接拦挡大批人流，这样做是不是有些流于“形式”了呢？得到的回答是，“你理解错了！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夸耀什么而动用志愿者拦挡路人，手拉手是为了防止人流量过大时负责指路的志愿者被冲散而摔倒，那时伙伴之间就可以互相搀扶一把，这是为了安全考虑。”

换位思考让寸草春晖的服务理念充满了人情味，而这种换位存在的根基就是从志愿者和服务人群双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了给社会创造价值而忽视了志愿者自身的需求——当然这里更多是指精神需求，在NPO领域同样行不通。而做一名拥有归属感和荣誉感的志愿者，则是于己于人都有益处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寸草春晖博客：http://aging.blogbus.com/

说到智障人士的就业状况，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水分。国家政策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但在实际操作的 层面残联也认同的事实是，几乎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接纳这些智障孩子，他们往往宁愿选择出钱、挂靠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指标。而孩子的家长也在竭尽全力的将孩子挂 靠在某个单位下面，以期获得福利，减轻家庭负担，减少意外的发生。这样做的后果则是剥夺了智障孩子融入社会的机会和他们应有的未来，以至于缺乏自我实现而 造成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对这些孩子是极为不公平的。

“核心问题在于外界对智障人士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生活难以自理、缺乏沟通能力、需要他人照顾这一层面上，更谈不上有企业愿意接纳他们了”。

一起欣赏富有北京特色的精彩演出(图）

大石作胡同31号

810路车从景山前街右拐至西板桥站，回退数十米，向西入陟山门街行至第二道岔路左拐，就进入了西邻北海公园、东接景山公园的大石作胡同。里面时不时有携家带口的游人穿梭。受残奥运感染的人力三轮车全都换上了崭新的深红色车棚。

31号是北京慧灵的所在的小四合院，古朴而精致。一位正在院内讨论事情的大哥显然是在等我们，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张巍，是个助残社工，孟维娜老师稍后就到。果真坐下没几分钟后孟老师便到了，她笑着说，“我没迟到吧”。紧接着一个智障朋友用托盘熟练的为我们端来了几杯清茶。

从19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教育智障儿童私立学校——广州至灵特殊学校到2000年四月正式注册北京慧灵，再到举世瞩目的2008，22年来孟维娜一直在积极引导大众正确的认识智障问题，孜孜不倦的为智障人士争取“平等机会、平等参与”的社会环境。挖掘智障人士潜力、实现智障人士的自我价值，促进智障人士持久就业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按比例就业难度大

NPOmedia：据您了解，我国的智障人士有多少，就业状况怎么样？

孟维娜：这个国家会有一些统计的数据可查。据保守估计，智障人士约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也就是1000多万。

说到智障人士的就业状况，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水分。国家政策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残联也认同的事实是，几乎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接纳这些智障孩子，他们往往宁愿选择出钱、挂靠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指标。而孩子的家长也在竭尽全力的将孩子挂靠在某个单位下面，以期获得福利，减轻家庭负担，减少意外的发生。

这样做的后果则是剥夺了智障孩子融入社会的机会和他们应有的未来，以至于缺乏自我实现而造成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对这些孩子是极为不公平的。

促进就业从改变观念开始

NPOmedia：影响智障人士就业的根本因素有哪些？

孟维娜：政府方面对智障人士就业标准的制定上不够科学。它拿工业社会来套这一特殊群体，笼统的认为只有在工场劳动的智障人士才算就业。这就使得它在政策的制定以及资源的分配上倾向于民政部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并且往往用硬件的好坏来考量公益机构的能力。像慧灵这样的组织，这么多年都没有得到过政府的资助。令人尴尬的是，前几天非常高兴的收到政府的一个申请表，却在看到所要填的条目之后无从下手。而往往正是像慧灵这样的民间组织，在吸收和解决智障人士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改变对待残疾人就业的观念和定义，在分配资源的时候能向民间机构有一个倾斜。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家长对福利的热衷以及不愿面对事实，而忽视了孩子的正常需求。你看我们院里的孩子，在社区生活，他们很开心，他们有自己的表达开心的方式，他们能够通过做一些事情来达到自我实现。一旦家长或有些机构将他们禁闭或者“圈养”起来，剥夺他们的社会活动场所，势必会造成心理问题，而且他们的未来也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第三个因素是智障人士显著的差异性以及长期缺乏沟通，为社会偏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加上他们长期被隔离使得非智障人士无法获得关于这一群体的充分信息，人们缺乏对于这一群体的认知和了解，由此造成对智障人士的偏见。认为他们生活难以自理、缺乏沟通能力、需要他人照顾，所以就更谈不上有企业愿意接纳他们了。

开放社区，挖掘潜能

NPOmedia：慧灵在推进智障人士就业方面有那些心得呢？

孟维娜：首先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家长和社会能够正确的看待和尊重这一群体，重视他们作为人的实际需求，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具体执行上慧灵选择了区别于传统封闭模式的社区服务模式，为智障人士提供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正如你们看到的，这个四合院房租很高，但是这里功能齐全，有利于智障人士的成长。我们的学员，在这里学习英语，绘画，手工，做饭，端茶倒水、娱乐演出等等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的很高兴、很骄傲。

当然我们得想着他们的生计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机构所在的区位优势。比如北京慧灵和西安慧灵都选择了旅游的方式。我们特意选择这个胡同这个四合院，来培养我们的学员学习一些北京的特色，包括饮食、传统文化、娱乐等，用以开展“胡同游”项目，通过出售特色服务以及智障人士的艺术品来为他们取得持久的就业机会。从接待到演出我们都已非常的熟练，前几天我们还接待过几批客人，很热闹。

记者手记：因他们而感动

采访结束后，张巍带我们参观了绘画室，三原色手工艺制作坊以及办公的地方。那些出自智障孩子之手的五彩斑斓的画作、精美的手工艺品，让我们弗叹不如又感动不已。“这些画作和艺术品卖出去之后，我们都会将所得的一半返还给学员，让他们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喜悦。”张巍说。

北京慧灵网址：http://www.huiling.org.cn/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公益领域，它将记者的职业诉求和公益价值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受到媒体从业者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响应，而公益的声音也得以有效放大。

*绿家园组织的生态游更具大众性和参与性。每一个节假日，让公众感受大自然带给人们的愉悦，在享受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然。

2002年7月14日上午8点30分，一头名叫“淇淇”的白暨豚停止了呼吸，它是当时世界上惟一人工饲养的白暨豚。“淇淇”的离去让王翰臣和妞妞痛心不已，这两位绿家园小志愿者从三岁就认识它了，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已和“淇淇”成了好朋友。这是绿家园促进公众关注环保的一个缩影。

从1997年到2002年，绿家园志愿者一直保持对淇淇的关注。此后，他们对濒危物种的关注和研究一直持续下来，并从关注动物延伸到考察它们的生存环境，特别是中国所有正在流淌着的大江大河。

经过不懈努力，绿家园志愿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们在凝聚媒体力量、推动公众参与和促进组织间合作等方面的累积了宝贵经验，为公益组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199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其宗旨是“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最初的成员主要是记者和环境科学工作者。
十多年来，“绿家园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更多的媒体从业人员、环保工作者、政府官员、公司职员、大中小学师生、退休老人加入了保卫绿色家园的队伍。截至目前，已有五万余人参与过绿家园组织的活动，通过报道影响的读者更不计其数。
从最开始普及环境教育到后来呼吁公众参与，“绿家园志愿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经过12年的发展，她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本土环保组织，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2007年，“绿家园志愿者”正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绿色记者：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据介绍，绿家园志愿者于2000年夏天启动了“绿色记者沙龙”项目，2002年与中国青年报和绿岛联合，每月举行一次。其初衷是增加记者的环境知识，使其在报道相关问题时更加准确和深刻。后来，沙龙发展成为记者们学习环境知识、交流环境信息、探讨环境问题的平台，聚集和培养了大批热爱环境、关注环境的记者，他们成为中国环境报道的中坚力量。
从2005年1月份开始，绿家园志愿者每天把全国各大媒体上发布的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聚集起来，以《每日江河信息》的形式集中发布。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多人成为《每日江河信息》的固定读者，并有国内外相关网站交换链接。
自2006年起，绿家园志愿者和三联书店签约，每年出版一本《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每年选取12个当年环境领域的热门话题，组织记者进行深入调查、采访，就每一个主题写出一篇记者视角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已成为环境关注者、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鲜活资料。
综观绿家园志愿者的发展之路，我们发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公益领域，它将记者的职业诉求和公益价值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受到媒体从业者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响应，而公益的声音也得以有效放大。

公众参与：在体验中普及环保知识

2006年，绿家园志愿者正式启动了“江河十年行”项目，计划用十年的时间观察、记录中国西部河流的变化，以及沿江居民与江河之间命运关联。且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媒体呼吁，公众对江河的保护、开发、利用要有知情权利和参与行为。江河十年行关注的河流包括都江堰、大渡河上的木格措、雅砻江、二滩、澜沧江、金沙江和怒江。日前，对金沙江水电开发的关注成为汪永晨和绿家园志愿者的工作重点之一。
2007年3月，绿家园志愿者和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民间环保组织一起发起了城市乐水行项目，每周六引导公众沿着北京的河流进行徒步考察，测水质，认识岸边的动植物，了解自己生存的环境，并进而改善自己的环境表现。
事实表明，这些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据活动协调人窦丽丽介绍，“乐水行很受欢迎，每周都会有三五十人报名参加，有一部分已经发展为固定成员。在考察过程中，有专家进行讲解，参与者还可以现场提出问题和自己的看法，两者充分互动。”
与上述两个较为专业的活动相比，绿家园组织的生态游更具大众性和参与性。每一个节假日，他们都会组织一次生态游活动，选择那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让公众感受大自然带给人们的愉悦，在享受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然。

广泛合作：公益组织“团结就是力量”

绿家园和中国本土NGO以及国际环保组织之间都有很多合作。从2005年开始，绿家园和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多家民间组织一起发起了“26度空调节能行动”，汪永晨为了宣传推广26度理念，在多家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夏季把空调设置在26度以上对于节能、环保以及人体健康等方面的好处。在众多民间环保人士以及媒体的共同努力下，2007年，26度最终成为一项国家标准。
2007年，绿家园和多家民间组织一起倡导了“每周少开一天车”、“无车日”等活动，在建设绿色奥运的大背景下，活动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2007年，绿家园和北京地球村、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民间组织一起发起了“绿色选择”活动，引导公众在消费过程中注意保护环境，包括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关注生产企业的环境表现等，收效显著。
2007年，绿家园和自然之友、香港乐施会、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启动了《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策略》项目，2008年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也已经启动。
绿家园的很多活动得到了中国环保部下属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大力支持，江河十年行、中国环境记者调查等项目都得到了他们的资助。2008年，城市乐水行项目得到了美国河流保护组织（Waterkeeper Alliance）的资助。
绿家园发起和参与的公益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显示了环保NGO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的巨大潜力。

绿家园网址：http://www.greensos.cn/home/

相关链接
绿色记者沙龙网：www.greensos.cn
绿家园网站：    www.chinagev.org/www.greensos.cn/home
情系怒江网：    www.nujiang.ngo.cn

即使在国内注册NGO组织相对困难，但以各种形式存活的公益组织却为数众多。它们在善款、物资的“争夺”上异常激烈。但任何救苦救难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左右善款、物资的流向。“要说服大众或者政府将物资交给你，支持你的项目，支持你的组织，其实与销售商品是一样的，捐赠者的心理和消费者的心理也是类似的。没有影响力，得不到更多人的信任，做募集就很难。所以运营公益组织也要适当的重视营销、重视传播和推广以获得足够的竞争力。”

在希望旅程的办公室里，创始人塔林夫（别名，蒙古语，译为“草原之子”）快速的点击着鼠标，向我们完整的展示了组织创立五年来的所有影像、图片资料以及所获得的荣誉。他懂得，自我营销对一个公益组织有多重要。塔林夫说：“要想为你的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你得去筹措尽可能多的资源，而前提是你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
希望旅程于2003年由塔林夫倡议建立，依托车友志愿者，立足环保和助学两大块，倡导在自驾游时与爱同行，广施爱心。在过去的五年中，希望旅程从几个车友发展到全国十万多个以车友为主的志愿者群体，累计参与活动的人数达50000人次，参与车辆近30000辆次。在内蒙古和河北分别建立治沙志愿者基地两个，志愿者生态林一个。2003年至今，先后发起了“播种爱心，点燃希望”、“百万捷达百万情――百万捷达车主捐书助学”、“西部贫困学校图书援助计划”等主题活动。为甘肃、四川等省市30多所贫困学校资助了十万多册图书；为河北、内蒙古数十所学校募集援助了大量生活用品、文体用品、学习用品，且直接为河北300百多名贫困学生提供了学杂费资助，可谓成绩显著。

自我营销打赢物资“争夺战”
“在公交车移动电视里播放希望旅程公益短片的那段时间内，我们的志愿者人数和所募集到的物资都获得了稳定的增长。这个事例涉及到公益组织的自我营销和品牌建设，在国内筹款募集市场多少还带着一些垄断色彩的时候，自我营销显得尤为重要。“
即使在国内注册NGO组织相对困难，但以各种形式存活的公益组织却为数众多。它们在善款、物资的“争夺”上异常激烈。但任何救苦救难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左右善款、物资的流向。“要说服大众或者政府将物资交给你，支持你的项目，支持你的组织，其实与销售商品是一样的，捐赠者的心理和消费者的心理也是类似的。没有影响力，得不到更多人的信任，做募集就很难。所以运营公益组织也要适当的重视营销、重视传播和推广以获得足够的竞争力。”
塔林夫是一个豪爽的人，对于希望旅程的种种运作经验都倾囊相授。他觉得，不要闷头做公益，因为大家都没有私心在里面，彼此之间不应该有罅隙。“我们拥有自己的合作媒体，《公益时报》《中国政协报》《车友报》、旅游卫视等媒体有我们专门的版面和栏目，我们的公益短片也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放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目前我们也正在做一个自己的频道。这些都为我们的每个活动提供了广泛传播的基础，极大的提高了组织的影响力。”
所以当北京市接受救灾捐赠事务管理中心以各种形式支持希望旅程、北京电视台携手希望旅程举办为地震灾区募集物资的‘心心点灯’活动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益营销俘获企业“慈善心”
新世纪以来，媒体数量开始暴涨，但这种近乎几何级的增长却并没有为企业带来福音。近八年来，媒体广告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广告的有效性却在持续走低，企业品牌的塑造前所未来的困难。
此时，强生、微软、可口可乐以及中国的某些企业开始将目光瞄向了公益和慈善活动。而实践也证明，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关系活动，公益营销使得商业和公益事业结合而产生三方获益的效果：公益组织获得经济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品牌影响力、公众获得产品且支持了慈善事业的双重奖励。
在希望旅程的网站上公益营销已经在醒目的位置上被标注出来。塔林夫说：“我们目前很重视这块。我们会结合组织的特点和企业的需求来设计一些活动。比如百万捷达百万情，或者是有些企业想在某个地方建立4S店，我们就会将活动选择在那个地点进行。企业赞助了我们的公益行为，我们也会尽量去回报企业，比如依靠我们的媒体进行传播，制作宣传材料，设计一些利于企业展示的环节等等。”
在塔林夫播放的一段视频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公益营销的巧妙：记者采访塔林夫，而塔林夫则有意将画面的背景选作赞助此次活动的酒店。
“有人怀疑这样的方式，觉得公益组织被企业所利用，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很多事情一旦进入动机分析或推测，便会陷入无休止的纠缠。会不会被企业利用，我想在项目开启之前已经有所理论了，公益组织不会做钱的奴隶，但不会放弃一定程度的商业运作，因为营销本身就是公益组织必有的主题。这点不难理解，不妨将公益项目、公益理念当作商品，而支持者便是消费者。”塔林夫说。

希望旅程网址：http://www.chinahope.org.cn/

几年的行动研究使我们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获得了一些启发，我们觉得这些启发应该得到推广，所以我们与南都基金会合作，准备建一座农民工子弟学校，用我们所总结的理念和专业化的方法来办学，如果效果能够尽如人意的话，那这样的普适性成果一定值得推广。目前这个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一切都在筹办当中。我觉得，打工子弟学校未来一定会由个人办学朝着专业化、公益化的方向发展。专业能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公办学校一样的教学水平，而公益则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持续关注。

访谈手记：这是唯一一次大汗淋漓的采访，在没有空调的炎热空间。郭斌老师用他的真诚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的成长经历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规划，其中所闪烁的理性光芒让我们深切的感到：做公益不仅要有一腔热忱，更需要理性和智慧。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 “民工潮”开始，中国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数，已经从最初的200万增加到如今的1.5亿；期间经历了从早期谨慎的试探，到被政府认可、容忍，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而后“家庭式”的流动成为趋势，尤其是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青少年今天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左右。在教育得到日益重视，而教育体制则还处于与户籍紧紧挂钩的属地化管理阶段，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较所呈现出的滞后性使得如何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应有的义务教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人和组织，包括政府开始试图探索一条合适的解决之道。其中有鼓励公办学校吸纳，但且不说吸纳有限，单是借读费、赞助费已经让那些仅够温饱的农民工家庭不堪重负，很多农民工子女依然处于失学的状态。此时，打工子弟学校应需而生，其低廉的学费客观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强烈需求。对这样一种新事物，政府从否定、驱赶到容忍，直到现在的规范、引导，但存在的问题依旧很多。

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的郭斌老师告诉我们，北京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大概有不到300所，但能够得到政府承认的仅有差不多60所，其余的大多都在夹缝中艰难的生存着，它们师资水平不齐，经费困难，或是被迫不断迁徙，或是由于不规范，整日担心被政府取缔。但“无论这些办学者处于哪一种目的，他们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所作出的努力都值得我们肯定”，郭斌说。

诚如郭斌所言，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力量一直为外界所担忧，甚至有人称，打工子弟学校只是满足了受教育的美好愿望，薄弱的师资根本无法使这些孩子得到充分的成长。而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所要弥补的正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这个弱点。它用先进的教育理念、信息资源优势培训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志愿者、学生，并适时对这些实践进行归纳、总结，普及给更多的关注者，试图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合力，来共同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几年的行动研究使得我们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获得了一些启发，我们觉得这些启发应该得到推广，所以我们与南都基金会合作，准备建一座农民工子弟学校，用我们所总结的理念和专业化的方法来办学，如果效果能够尽如人意的话，那这样的普适性成果一定值得推广。目前这个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一切都在筹办当中。我觉得，打工子弟学校未来一定会由个人办学朝着专业化、公益化的方向发展。专业能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公办学校一样的教学水平，而公益则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持续关注”郭斌说。

所以这个暑期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三个正在实施的规划，正好可以看作是办学前的准备，而不仅仅是一次经验的总结。

郭斌介绍，这个暑期真爱要做一本《农民工子女教育白皮书》，从专业的角度重点对以往的研究做一个梳理，使其通俗易懂，以利于普通老百姓认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状、脉络、面对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找到自己关注的角度，参与进来。因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而在方式方法上，正在制作的《志愿者培训手册》无疑是一个充足的准备。对于公益办学来说，志愿者的力量不容忽视。很多志愿者愿意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往往有热情但缺乏经验，缺少技巧，光有好心并不见得能把事情办好。所以真爱这个暑期组织了一些专业的老师、资深的志愿者、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来一起做培训手册，让志愿者了解到去了农民工子弟学校会看到什么东西、出现什么问题，怎样和孩子们沟通、建立信任，怎么样组织活动，怎么样和老师合作，还有做家访等等一些具有指导性的建议。

尽管郭斌一再说宣传不是自己的强项，但他承认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影响和意义都比较深远，所以目前请了一些实习生，找了专业的志愿者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会立即开始实施一些网络推广计划。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如果这个国家有80%的人得不到教育，那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希望。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共同关注农民工子女这个庞大的群体，给他们希望。”郭斌如是说。

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网址：http://www.truelove-edu.ngo.cn/

社会的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身处城市底层的农民工不再一味地接受精英文化的灌输，当他们喊出自己的苦与累、伤与悲，当他们团结起来展现无比坚韧的精神力量，整个社会都将为之震动：文化的传递将不再自上而下，而变成双向的互动。打工艺术团发展壮大的本身便是对社会偏见最强有力的反驳、对精英主义的挑战以及对打工者自身权益的保护。

有这样一个人，农民出身，上了大学，当了老师，却辞职去当流浪艺人；卖艺填饱不了肚子，他就去打工；偶然间他发现自己的歌声原来可以为身边的工友带来如此多的欢笑，于是下定决心不再孤军奋战，就这样，一个由农民工自发组成的文艺团体破茧而出。作为团长的他，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主流媒体的追踪、大专院校的欢迎，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带着他的团队，还有一把陪伴多年的吉他，走遍四方，为打工者歌唱，为他们呐喊，为他们争取权利和尊重。他叫孙恒，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农民工，而伴随他转战四方的团体就是如今响当当的“打工青年艺术团”。

唱出打工者的心声

打工青年艺术团2002年5月1日成立于北京，初始成员只有10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打工者。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到工地、工厂和小区为工友们演出，受到工友的热烈欢迎，很多人也因此成了艺术团的一员。除了现场表演，他们还出唱片，所有作品均属原创，目前已有两张专辑问世。随着队伍的壮大，他们成立了“工友之家”，为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询、文化教育、权益维护等多方面的援助。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他们创办了“同心实验学校”。而就在今年5月，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农民工历史、生活以及贡献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也正式对公众开放。

如果说艺术团的成立纯属偶然，而它的茁壮成长却是必然。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给予所有劳动者以尊重与回报，而农民工尽管为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始终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不用说尊重，就连最基本的物质回报都难以得到保障。怎样让主流社会更加关注农民工的利益？让农民工自己有更强的维权意识并付诸合法的行动？怎样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考虑的问题。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立恰恰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我们希望通过歌声、通过文艺倡导全社会尊重每一位劳动者，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孙恒如是说。“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艺术团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作品通常反映了打工者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他们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例如《打工子弟之歌》表达了打工子弟渴望获得平等机会的诉求；《团结一心讨工钱》则讲述了一群农民工艰辛的讨薪历程，折射出他们对种种社会不公的不满与无奈。

通过各种演出，打工者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并产生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与其用空洞的口号激发打工者团结的热情，不如借助轻松直观的文艺形式来凝聚力量。打工艺术团的出现，不但唱出了打工者的真实处境，喊出了他们的心声，而且给了他们一个增强主体意识、团结一致改变现状的平台。

打工者自己的歌
原创性与自发性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另一大特点。他们的作品均由打工者自己创作并演出。或许这些作品并不成熟，抑或艺术性不足，但它们质朴、真实、富有感染力。当艺术脱下华丽的外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和驱动力，推动社会的变迁。事实证明，打工青年艺术团表演的很多节目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其中包括众多的打工者和普通群众。

当前的演艺市场被商业化的演出团体所垄断，虽然偶尔闪现出一些反映百姓生活的优秀作品，但大部分节目都存在重娱乐轻思想、重理想轻现实的诟病，而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打工艺术团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块短板，让打工者有机会接触贴近自身处境的艺术作品。由于打工者成了创作的主体，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思想，而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社会的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身处城市底层的农民工不再一味地接受精英文化的灌输，当他们喊出自己的苦与累、伤与悲，当他们团结起来展现无比坚韧的精神力量，整个社会都将为之震动：文化的传递将不再自上而下，而变成双向的互动。打工艺术团发展壮大的本身便是对社会偏见最强有力的反驳、对精英主义的挑战以及对打工者自身权益的保护。

打工者的自助与互助

在打工青年艺术团，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唱歌、跳舞、吟诗作赋、小品相声—大凡能见到的艺术形式都能够拿来被创作。作品征集、创作、筛选、修改、彩排、表演……打工者的作品虽然谈不上阳春白雪的风雅，但每一道程序都会经历同等严格的执行。然而，即使付出这般辛苦，却没有人索要回报。这就是艺术团的另一大特点—无偿。由于是公益演出，艺术团的经费相对比较紧张，据孙横介绍，目前所有费用大部分来自香港乐施会以及其它社会筹款。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打工青年艺术团实质上是打工者“接力式”的互帮互助。

当被问及农民工最需要什么的时候，孙横回答：“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包括就业、待遇保障工伤医疗保险、文化教育及子女就学等，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精神需求。尽管我们也有心理辅导，但我们认为歌声是填补心灵最好的良药。”据了解，艺术团每年会有40至50场次的演出活动，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本身流动性较大，艺术团的演出人员也相对不固定。但只要有演出，总能找到有才艺的农民工朋友。从此可以看出，打工者渴望交流，在愉悦他人的同时也获得了认可，获得了满足。而这样的情绪总能感染到身边的工友，渐渐地一个专属打工者的演出市场崭露雏形。

演艺原本是个商业气氛浓厚的市场，但在这里，商业法则不再适用，金钱不再是目的，演员卖力的表演和观众忘情的喝彩仅仅是他们内心的写照，不用灯光特效，不用浓妆艳抹，也不用矫揉造作。在打工艺术团，他们做到了用钱做不到的事—真诚相待、相互关爱。

正如他们的歌曲《我们理想终将实现》所唱的：“我们手牵手，我们肩并肩，我们团结一心走向前……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打工青年艺术团，愿一路走好！

打工青年艺术团网站：http://www.dashengchang.org.cn/

由于中国社会在常态下缺失志愿文化建设和志愿者培养的“养兵”机制，在紧急的非常态下如何动员和“用兵”，而“用兵”效率如何保证就成了敏感问题。实际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公民社会”愿景，政府应该更多地通过中介机制管理社会。

在惠泽人志愿服务发展网上，有这样几条描述自身价值观的警句：“人人平等，尊重差异”、“潜能无限，助人自助”和“用生命影响生命”。细细品读这三句话，其间皆渗透着一种富于人文关怀及明确指向性的品格——人本。在这里，“人本”一词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观念：以人为主体，从对象的深层心理及工作层面的需求出发解决问题，以达到提升自身服务效率的目的。以人本为基准做事，这是我在此次走访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过程中体会最深的一点。

翟雁，一位很有亲和力的志愿者培训师，同时也是惠泽人的执行主任。采访中，她银铃般清脆的嗓音、清晰缜密的思路和长远的人本视角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惠泽人的整体工作方向很明确：首要任务就是构建一个完善的志愿服务培训体系，直白的说，就是针对NPO的成员、志愿者开展不同层面的业务培训。实际上，国内开展这种培训的NPO机构为数并不多，并且就已知情况看，基本没有学校开设过相应的“公民教育专业”课程，所以按翟雁的话说：“要教别人，先要教会自己，大家都是半路出家，都要摸着石头过河。”

2003年，惠泽人成立之初恰逢国内非典肆虐。当时，他们并没有选择像其他许多满怀热情的NPO人一样立刻投入到正面迎击疾病的志愿者行列当中，而是经过冷静思考，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志愿者培训以及对国内公益组织机制建设的研究。

尽管惠泽人在培训领域的开拓曾经因为多方面的压力而困难重重，但经过多方探索，加之一些有着优秀心理学、教育学及其它学科背景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惠泽人团队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开发出了一套由三个层面组成的较为完善的培训课程，这其中包括针对普通志愿者的“志愿服务理念与基本技能课程”、针对中层管理者和志愿者培训师的“志愿者管理和项目管理课程”、针对NPO高层领导者的“领导力和组织管理课程”。这三项课程环环相扣，使公益组织内部实现“闭路循环”成为可能。比如，接受志愿者管理课程培训的管理人员，可以以一种造血干细胞的模式影响和培训其他志愿者（现在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培训师已达200多人，他们大都来自各个高校和NPO团队）。

迄今为止，惠泽人已经确立了包括培训、机制建设、研究与倡导在内的三大职能。而他们针对自身工作重心的思考也愈发理性了。以此次5.12汶川地震中的表现为例，惠泽人之所以没有直接以行动冲向一线救援，而是将力量投入到了考察NPO赈灾中的能力需求层面，目的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能力建设团队的优势。“现在，灾后重建中缺少的是更加理性地进行赈灾工作监督和保持相对独立身份提出更多警示性建议的组织，NPO在紧急灾难面前如何能够充分其应有价值还有待于探讨”，翟雁如是说。

当笔者问及翟雁，看到大灾过后，许多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热情异常高涨，她对此持什么态度时，翟雁说，凡是都有两面性，灾难来临，它同时唤醒了部分人的公民意识，成为了爱心的驱动力，这些力量汇聚起来，以公益组织的形态呈现，只要它顺时应事，从整体层面看，这都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真正的可持续模式首先要有包容性，正视更多的NPO的存在，其中就包括关注弱势群体、边缘化的人、艾滋病、同性恋、残疾人、离婚者等等的社区；只有拥有了平台和渠道，公民的爱心才能有的放矢。另外，惠泽人本身就是基于志愿体系存在的，可以说没有志愿者就没有这个组织，所以现在的趋势对惠泽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

当然突如其来的公益热潮也会产生一些操作层面的弊端，单就组织自身而言，随着时间流逝，志愿者赈灾的激情也会不可避免的冷却，如何避免“泡沫”破裂，让公益精神具有可持续性，将成为许多公益组织面临的生存课题。“这时，惠泽人就有责任通过自身总结和学习他人经验，在研究和倡导领域发挥作用……”谈话中，笔者得知，赈灾对于志愿者的体力和精神承受力都是不小的考验，尤其是心理方面，出现情绪不稳定时，男性志愿者表现为容易爆发，而女性志愿者则所选择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调节和援助，这些我们通常难以虑及的层面，都属于惠泽人研究范畴。

由于中国社会在常态下缺失志愿文化建设和志愿者培养的“养兵”机制，在紧急的非常态下如何动员和“用兵”，而“用兵”效率如何保证就成了敏感问题。实际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公民社会”愿景，政府应该更多地通过中介机制管理社会，首先是企业，他们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调节；而那些没有力量从盈利企业手中获取消费品的公众，就需要依靠公益组织以非营利模式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而政府，则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政府购买模式，达到企业部门与公益部门的协调，而非自己“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惠泽人在公益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类似于市场体制中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他们向最终消费品生产商提供原料，看似与大众的生活无关，实则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说，惠泽人也可称是公益组织中的“幕后英雄”。

现在，这位幕后英雄为自己制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以三年为一阶段的西V（即：西部志愿者）项目，如今第二阶段即将启动，其目的是帮助不发达地区的公民成立公益组织，为他们做好能力与人才储备提供可能；另一个五年期的跨五省贫困地区的扶贫志愿者项目，旨在通过志愿者传播志愿精神，点燃当地的NPO的星星之火，配合现有资源，把人力整合到基层的社区去。

采访结束后，已经将近下午六点了，顾不上吃饭的翟雁又要立刻赶往奥组委参加一个讨论惠泽人参与奥运会志愿者培训相关事宜的会议，忙碌和对事业的热爱已经成为了她的一种本能。也许正像她题为《用信仰之心做NPO》的文章中所说的那句话，“在正是我们的信仰或者价值观决定了我们是谁，激发了我们强烈的使命感。”

为什么要做NPO？答案是：信仰使然。

欢迎访问惠泽人网站：www.huizeren.org

2008年1月中旬，在“好运北京”国际轮椅篮球邀请赛比赛现场，来自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暨1+1声音工作室（以下简称为一加一）的青风和李宁两位视障记者，引起媒体同行的高度关注。因为他们效力的工作室是全国首支从采访、编制到播出全部由视障者完成的广播节目制作团队，其常规节目已经与全国部分省市的60多家电台合作播出，广受听众好评。
该组织负责人高山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盲人以媒体人身份主动参与社会重大事件，并从自己的角度发出声音，这是残障人不断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尝试。作为一个主要由残障人士组成的NGO组织，一加一在关注社会动态、表达群体心声和社会企业运作等方面的探索，对业界同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实现价值：残障群体的心里诉求

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于2006年3月注册成立，它是一个由残障人士自发组建的民间公益组织，拥有12名全职人员，其中残障人9名。其成员大部分出生在“80后”，平均年龄不足30岁，全部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
由于其主要发起者的IT背景，一加一一直致力于依托音频节目制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各类型民间组织提供服务和宣传平台，以促进弱势群体特别是残障人士在职业技能、信息补偿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实践，最终帮助他们提升生活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每一个个体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残障群体也一样。他们同样能做成让人震惊的事情，他们心里也渴望通过事实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一点这方面的帮助。”高山同时认为，一加一在传达信息、塑造理念方面的努力，是对“他助型”公益模式的有益补充。
在位于北京南城的工作室内，笔者看到齐备的第三代录音、制作系统正在紧张地安装调试中。工作人员介绍到：“我们制作的节目不仅能够服务于残障人士，也向社会表达了我们的心声。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这种服务形式体会到乐趣。所以，大家工作都很开心。” 该工作室目前已经推出的几类节目，包括面向视障群体的生活类资讯和娱乐内容，以及面向社会公众的残障意识倡导内容。
在选题会上，笔者看到各位主持人与编辑针对话题各抒己见、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在这儿，每个人都是制作人，每个人都是主持，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且被采纳。”年轻的节目主持人青风如是说。

1+1一家

社会企业：NGO的第三种选择

作为一加一重要组成部分，1+1声音工作室正在审慎地摸索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这意味着它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服务机构，也不是纯粹的企业，而是通过商业运作手法，获得一定的利润并用以奉献社会。“一提到NGO，人们就将它与‘盈利’绝缘，”高山认为，“这是片面的看法，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它如何盈利以及盈利的最终用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加一诸项目的开展，一方面体现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在残障人群中的应用，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实用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推动信息无障碍的推广和发展，唤醒残障人群融入主流社会的意识。社会企业化的成功运作，将会在资金、技术、影响力等方面带来一定的推动力量。
目前，一加一的广播作品都是属纯公益性范畴，在电台亦是无偿播出。一批尚在策划中的具有娱乐价值的节目，则会尝试走市场化道路。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还处在筹划阶段，我们的项目开展需要依托来自各个方面的资助及技术支持。其中交集着多种因素，需要全盘考虑和稳步推进。”

和谐共生：NGO组织的路径分歧

2006年9月，在接受了多次审查和考核之后，1+1得到英国Big Lottery Fund基金会的认可后签下《接触中国》项目，并与英国BBC-World Service Trust基金会展开合作。经过多方努力，于2008年5月底完成了预期目标。
“在项目接手前后，来自个别NGO组织的不同的声音也随之产生。”高山说，“我们没有在公开场合进行反驳，没有直接回应，因为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需要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这是NGO路径分歧的必然产物。我们更大的挑战是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残障群体，脚踏实地提高自身的能力，创造真正属于我们的价值。”
事实上，这是NGO组织之间的隐性或显性分歧的一个缩影。尽管目前公益事业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NGO组织面临的软硬环境已有重大改观。但资金不足、话语弱势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是公益事业发展的必经阶段。除了理念层面的认同问题，对资源的直接竞争也可能导致NGO组织之间的不和。
对此，高山认为，“各个NGO都有自己独特的竞争力和发展取向，相互尊重是首要的前提，要允许和容忍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当然，展开适当的专业领域的竞争，也有利于整个行业水平的提高。……我们期望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消除其中可能存在误会。”

多种可能： 1+1的无穷解

“１＋１的答案是无穷的，可能大于２，那是因为合作；也可能等于１，那是因为融合；还可能是１＋１＋１，那是因为延续和传递。只要不固执地认为１＋１＝２就好，就像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把残障人看成一个固定的概念。”被问及“1+1”这个名称的由来时，高山如是说。
一加一还很年轻，它享受着‘光荣与梦想’，也必然承受压力与挑战，——这与中国公益事业的整体状况相呼应。在通往发展与繁荣的道路上，公益组织必将经风沐雨，最终百花齐放。

链 接

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是由两名具有相同IT职业背景，不同人生经历的残障人于2006年3月发起并注册成立的，是残障人自行管理，并由多名残障人和健全人共同参与合作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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