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观点速递' Category
李华：对探索NGO/NPO运营模式的独到见解
咨询顾问李华在《对探索NGO/NPO运营模式的独到见解》一文中对比了企业与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差异，总结出如下结论：NGO/NPO不可能采取企业的薪酬和绩效管理模式，因此吸收优秀人才，应以选择富有社会公益心、对经济物质利益没有过高追求的、或有一定生活保障的人为主，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还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不能照搬企业的界限分明、负激励为主的绩效考核模式，需要营造一种大家庭的和谐氛围，运用精神引导的、褒奖为主的正激励的绩效考核模式。
盈盈一水间: 感谢“壹基金”的那个李连杰
网名“盈盈一水间”的sina博主在文章《感谢“壹基金”的那个李连杰》中写道“正如李连杰所强调，要把慈善事业当成一个上市公司来管理……我个人最欣赏的是“壹基金”“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理念。这使得慈善不分贫富，使其成为一种习惯。人人都是社会的股东，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受益者。这样，慈善就有了更稳固的根基，有了更美好的未来。”
罗璇：中国动漫 发展NGO比禁播令更重要
罗璇在《中国动漫 发展NGO比禁播令更重要》中指出，“中国的行业协会在角色扮演上出现了相当大的定位偏差。大部分动漫行业协会难以保持其“非政府性”，甚至基本处于‘二政府’状态，根本无法体现完全针对企业主体的服务价值，直接导致公信力不足。企业认同度无法提高，行业协会便形同虚设。”而对此，“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贾西津认为，在中国的行业协会产生模式中，“中间模式”最为适合国情，即行业协会的组建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也并不完全自发，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激发民间组建行业协会的热情，由企业自主组建，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
陆小娅：我为什么没有去北川中学
陆小娅在《我为什么没有去北川中学》一文中揭示了自己虽然一直关注着遭受重创的北川中学，但最终仍旧没有去的原因。她说：“北川中学每天都要接待许多的专家，记者来，要诉说悲情；医生来，要表达健康，心理学家来，要组织学生……太多的要求，使得忧伤变成了愤怒。”这显然违背了心理干预工作“需要在安全、信任、保密的氛围中进行”的原则，她呼吁，“不仅仅是专业人士，所有想参与灾后援助的人，包括志愿者都需要学习对生命有更多的尊重。”
政府对NGO要有开放心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贾西津，就灾难应对过程中政府与NGO之间的关系问题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做了如下阐述（详细内容请查阅《政府对NGO要有开放心态》一文）：
“这次尽管NGO的参与很广泛，但是在部门内部的协调以及NGO和政府的合作之间还是比较弱的。（一是由于）NGO内部行动很散，很多组织到达一个地方，本身缺少一个部门的声音、部门的代言。比如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叫做代言组织或者网络结构。另一方面，政府现在在所有的预案和行动之中很少考虑到NGO的参与，考虑到的时候也更多是从人力的需求、资源的需求，而不是真正全面的组织的参与来考虑的。”
中欧NGO的异同
刘国选在其所写的《中欧NGO的异同》一文中分四个方面评述了中国与欧洲NGO之间的差异：“中欧NGO的服务领域上，中国目前NGO活动领域大大小于欧洲，欧洲的NGO组织以关注形而上的人类问题或政治权利问题为主，中国NGO目前则以关注扶贫济困等形而下的民生保障问题为主；在NGO组织的登记注册问题上，中国是重登记轻管理，欧洲则大多实行的是登记备案制；在筹款问题上，欧洲的NGO组织，尤其是作为弥补公共服务的NGO组织，获得政府资助是其资金主要来源之一，而中国NGO组织获得政府财政资金很少；在欧洲尽管该行业工作人员报酬比政府公务员和企业工作人员会略低，但由于其工作具有挑战性，能实现公民的个人抱负和追求，因此，能吸引很多知识层次高的人群加入，而中国NGO组织由于目前保障员工待遇报酬的法规不健全，收入分配和绩效考核体系大多还没有建立起来，行业收入远低于同级别的企业、政府人员待遇，因此不易于吸收优秀人才加盟。”
志愿的力量
翻译小组的方莉在其的组织翻译的《日本心理创伤压力学会资料》中对灾害的心理应对以及志愿者的工作做了系统阐述。本资料分“自然灾害急性期”、“自然灾害中晚期”两个阶段对灾后的心理修复进行讨论，并为读者列举了部分心理复健实例。
美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NGO）的立场和管理
网易博客作者云淡风轻在文章《美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NGO）的立场和管理》中重点介绍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对立法和决策过程的影响以及非政府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文章中说，“非政府组织往往不仅仅被视为表达某些特定观点的”说客”，而且还是在其本身关注的领域掌握一定知识与专长的智囊。对于即将采取立法行动的某些问题，美国国会、联邦政府机构和各州与各地方政府经常向非政府组织了解情况。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产品安全、平等机会、税收等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影响始终十分深远。”另外，“一般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如维权团体、服务团体、文化组织等，通常都能促进民主，不可能威胁民主。这些组织通过要求提高透明度和公民参与程度推动民主。认为非政府组织构成威胁的政府往往是不民主的政府。”
灾后重建离不开民间组织
于德清在《灾后重建离不开民间组织》一文中提到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也要做好做5年以上持久战的准备，所以“灾后重建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有赖于民间组织发挥作用。”
一方面，NGO可以参与进来，“以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和机制灵活的项目”，解决政府拨款重建基础设施项目以外的灾民生计问题；另一方面，人文关怀也可以被注入到灾区。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当前发育不良的中国民间组织还难以承担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从此次救灾来看，固然民间救援者们热情高涨，但是，大多数民间的救助皆依赖于自发和本能，缺乏组织性和专业性。另外，大多数的民间组织救助的力量也太弱小，并不能满足灾区所需。这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民间组织现状的诸多不足。从长远来看，由于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定位、协调机制等也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也应该鼓励和支持适应灾区重建需要的NGO组织发展。”
商业化市场化的公益组织
王建硕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公益组织》里认为公益组织要学习商业运作的原则：“公益组织首先也是个组织。公司所面对的资金问题，人事问题，财务问题，效率问题，沟通问题，绩效考核问题，资产利用率问题，战略问题，执行效率问题，审计问题等等，一个公益组织也会面临”；同时要坚持充分尊重捐赠者的原则，或者说市场化的原则，因为“公益组织，毕竟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服务，帮助捐赠者间接地完成某些公益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上面，仅仅从事公益本身，并不直接代表着道义上的特殊性，而是那些捐赠者，才是真正这个社会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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