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的支点——访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

也许是以往社会偏见的积累使残疾人的内心脆弱不堪，他们担心失去尊严，紧紧的抱拢双臂抵御不公正对待，待到世界对他们敞开了心扉，他们已经忘记应该如何做出自由伸展姿势了。一味的追求尊重，殊不知尊严并不是在你的要求之下便唾手可得的，而是在别人对你人格的首肯。在这方面，一些人需要我们多给予一点关怀，教会他们获得尊敬，而不是乞得尊严。

周六上午，心目影院照例新朋旧友盈门，除了四九城里赶来听讲电影的盲人朋友，其余的便是不少慕名而来的媒体。强势的新闻媒体如央视、搜狐者，气魄自不必说，大队人马浩荡开来，各自排摆开摄影摄像的家当，把个小四合院填得满满当当。这期的电影主讲是一位央视著名主持人，虽然名嘴早就表示，只是想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尽一份微薄之力，然而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现，也就难免被前呼后拥了。

两年多来，这里每周总会有这样一个热闹的时段；迎来送往，似乎已经形成了这座小院吐纳的节律。待到过午，人潮渐渐散了，于是院子里又只剩下“常驻民”——红丹丹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独自捡拾那些没被带走的思绪和困惑。

对王伟力和郑晓洁夫妇的采访就是在这样一个午后开始的。作为记者，此前我也曾在参加心目影院两周年庆时与红丹丹的负责人晓洁老师有过一面之缘。我深切地记得那一次，当自己面对几位需要搀扶的盲人时，却因为心底的某种自私与怯懦，忽然丧失了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勇气。所以，当我有机会与王伟力和郑晓洁两位老师坐到了一起，最先摆上台面的问题就是：作为个体，公益人应该如何对待所谓的“弱势”的个体。

对于这个问题，大伟老师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关爱”。“关爱”，如此朴质，甚至平凡的词语是何以指导一系列志愿行为的呢？首先关爱说来容易，但行动时讲求的是一种方式方法，“俯视和仰视的尊重都不是真正的关爱。俯视的尊重，像对待孩子，给予弱势群体过度的保护，会让他们产生依赖或逆反，感到‘我受到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我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被这样对待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而仰视的尊重，对弱势群体做出的任何一小点成绩都视若珍宝，同样意味着我们还是没有摆正自身的心态，所以也不可取。重要的是平等关爱”，大伟老师如是说。

其实原来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国外学者分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该学者惊人的否定了所谓“父母和子女应该成为好朋友”的理论，理由是，子女与父母因为年龄、社会阅历等方面的差距，总会有出现思想上的隔阂，生硬的将养育关系转化为朋友关系无疑是矫枉过正的行为。我们都应该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一种保护，一种强大的力量和后盾。

当然，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与正常人之间不存在像“父母-子女”一样的法律上的依附关系，但上面的例子却足以让我们体会出角色定位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差距是不能被抹杀的。就像大伟老师所说，“要达到‘残健同行’的目标，就不能否认承认残健之间的差距。正视差距，而后尽量缩小差距，让彼此的距离近一些，再近一些。”

无可否认的是，摆正志愿者作为普通健全人的心态，并不等于处理好了公益人与被扶助对象关系的全部。比如帮助盲人朋友“面对自己”，就是红丹丹面临的一个挑战。

一些时候，我们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真正处于一种所谓“囚徒之困”之中，一些被“弱势”的帮助对象从心理上拒绝承认他与正常人之间的距离，他们甚至听不得自强不息这个词，并且认为没有什么是正常人能做而他们不能做的事情；然而这种行为表象的背后却又隐藏着更糟糕的心态，那就是在认识到自己与常人的不同之后产生出的自怨自艾。对此，晓洁老师说，“盲人朋友有的时候意识不到红丹丹作为一个机构主体，本身存在着严谨的制度，即必须按照既定目标前行，不能为了某些特殊的个人改变它的初衷。比如，我们对盲人朋友进行的培训，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技能，亦不能因为对象是残疾人就放松对他们的要求。而我们，借此契机，已经在尽力为残疾人朋友做好心理调试了。”说这番话时，晓洁老师的语气里不无一丝感慨，旁边的走过来的志愿者也无奈的补充道，“在心理辅导方面，红丹丹真的已经为我们的服务对象付出了很多了……”

仅仅依靠红丹丹的一己之力去担负导师的责任显然不现实，那么作为一个社会人，如何沿着一条“残建同行”的道路走下去呢？

共同学习何为“相互尊重”、何为“尊严”，以及寻找尊重的支点尤为重要。自尊和虚荣显然不能混为一谈，过分的要强导致的结果也将是将自尊转化成了虚荣，这是每个社会人包括残障人士必须懂得的。

就拿红丹丹与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合作的话剧《盲人》，用爱盲论坛上题为《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呐喊》的文章中的话来概括，“以盲人的处境象征人类的生存境遇。剧作家、导演除了在戏里表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外，还特别表现了对盲人的关怀。这已不是一般的参与社会生活，而是参与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艺术生活了。”但为什么还是有盲人朋友会对这部剧产生“歧视盲人”的质疑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还有人没搞清楚什么是尊重，什么是歧视。

也许是以往社会偏见的积累使残疾人的内心脆弱不堪，他们担心失去尊严，紧紧的抱拢双臂抵御不公正对待，待到世界对他们敞开了心扉，他们已经忘记应该如何做出自由伸展姿势了。一味的追求尊重，殊不知尊严并不是在你的要求之下便唾手可得的，而是在别人对你人格的首肯。在这方面，一些人需要我们多给予一点关怀，教会他们获得尊敬，而不是乞得尊严。

坦白地说，盲人群体内部有一些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由意见分歧舆论偏差也就时有发生。不过，对于群体的控制来说，从正面对这些意见领袖做好工作，也不失为盲人群体“自助”过程中的一个实施办法。

从更高的媒体层面看，残疾人要求自尊与尊严，那么我们的媒体是否已经尽到告知他们何为自尊、何为尊严的义务了呢？没有。虽然已经多次接受过央视采访，大伟老师谈到与媒体沟通，仍然表现出了接受一些深度访谈类节目邀请的愿望。让大众了解到公益领域内部的行业隐忧，并得到支持，这远非是单纯机械的重复介绍公益组织成长史能办到的。呼吁社会对特殊人群的心理关注是大伟的构想，也是公益人必须拥有的心态。

做公益难，与弱势群体打交道更要谨慎，防止一言不慎，背负上“歧视残疾人”的恶名，更难。而在这种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坚持中正的立场，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在公益之路上，那就是难上加难！正因如此，媒体需要给予公益组织更多关注。在这个充斥着“娱乐精神”的社会里，我们能不能不浮躁？能不能静下心来真正为盲人做点什么？这是不但是公益人更是媒体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纵览整个NG(P)O行业，有很多机构都与自己的被救助者建立了良好的平等互敬关系——也有少数机构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将“助”转变成了“扰”，破坏了被救助群体原有的秩序，虽是无意为之，却也值得警醒。

可以肯定，无论是物质上的给予，还是精神上的帮助，都应该建立在维护尊严的基础之上。把自己的猜想强加于人，凭空构建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形式，以“我”的认识强加于他人，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这种表现的出现也预示着双方沟通渠道的失灵。

尊重的支点在于真诚沟通，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